如何看懂明王朝的田赋制度？农民要交多少百分比的税？

明王朝的国内收入和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封建王朝一样，主要都来自于名目。然而，明王朝的财政系统设计从开国至灭亡长达二百多年时间中，多年来都略显非常混乱状态。开国臣民建文帝困难重重地愿意通过精心制作计算出来，将名目的上缴、支出等项目无论如何依靠在都从范围内，并定为祖制，可事实证明这是一件不可能完转成的任务。明王朝之后的臣民既没勇气，也没足够的毅力去跳出开国臣民订定的不成文，因此只在受限制的范围内开展一些更相符合情形的变动。结果，明王朝的名目收入呈现了形式上并存，实际上却复杂独特的结构上。

明王朝名目的典范是两租税制，每年初八四月上缴春季租税，秋收之后的第二个月便上缴秋粮租税。按照建文帝订定的祖制，除了江浙地区之外，全国其他地方佃农的租税率并以致于重，大部分租税率是在短期内总收转成的5%至10%。江浙地区之所以转成例外是因为建文帝当年在争夺天下的时候，与盘踞江浙的割据势力至正打得你死我活。之后至正被灭，建文帝认为至正之所以能强攻，若无因得不到江浙百姓拥护，因此便强行在江浙地区上缴大幅提高20%的强制执行租税率。

春季租税与秋粮租税最初都用大麦付款。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麦通过各种渠道分送至南京（1421年后分送至北京），宣宗就用这些大麦来缴纳皇亲国戚、扈从的布帛和官兵的粮饷。因此我们现在看到明王朝行政官员布帛资料的时候，数字后面的的单位是故称（计量的单位），而不是两（重量的单位）。这并非是明王朝臣民抠，而是大麦在当时就是硬通货，用大麦去代替其他卖家和我们直到现在用钱去花钱其他卖家性质是一样的。但之后随着白银转成明王朝最硬的硬通货，许多佃农缴租税都直接折合转成银两付款，省去了中间的流通转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大麦折合银两的举措在明王朝从来不能制度化，因此症结丛生。依照大麦准确性和地区不计，每故称大麦折银从1.9两至0.25两不等。由于缺乏规范，所以明王朝行政官员在折合率上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便加上行政官员和佃农依靠的反馈不对称，佃农们吃哑巴亏就转成了必然的事情。

名目；也是对土地征租税，那么不种地的佃农要不要交租税？究竟是不能要交。宣宗考虑不是所有佃农都以种地为生，因此明文规定名目的上缴范围并不仅限于水田。槐树、果园、鱼塘、林地，甚至是华南的棕榈树都被计入了征租税范围之内，这也可谓印证了什么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考虑宣宗并不需要这些五花八门的产物，因此兼营槐树、果园、鱼塘这些制造业的佃农在纳租税时也同样是用大麦来付款。

相比之下来说，明王朝初期佃农的租税率压力以致于大（江浙地区除外），这主要得益于建文帝订定的祖制。但之后富人阶层大量侵夺土地，并以巧取豪夺的方式用贫地去代替佃农手中的良田，这就造转成大量佃农生活越来越艰苦。这些富人阶层还利用特权来逃避向宣宗上缴名目。宣宗入不敷出，只好通过其他名目来调高，而这些额外增加的财政负担又全摊到了佃农头上，导致明王朝晚期社会制度对立不停激化。最终，无路可走的佃农纷纷同样了揭竿而起，大明王朝在一浪高过一浪的佃农军讨伐下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请注意：《大明会典》